“80后”的时代，浪漫的土壤已经消失了
　　80后 一代人的怕和爱
　　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上海、南京
　　实习记者 刘星
　　我们都有了个不曾遥想的以后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
　　有点遗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徐誉滕《李雷与韩梅梅之歌》
　　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
　　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最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最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最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的最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告别浪漫
　　我那时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
　　……
　　我很难概括自己的个性。我对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欢的做而已。我不愿随大流，我是写不出那种“啊，我们光荣的大桥”一类的东西的。
　　——韩寒于2000年
　　有人会指责我，你这么牛逼，为什么不去写一些实质性内容？那些人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很多社会黑幕吗？但我觉得他很笨，因为连他都知道不能碰，我还会傻到去碰吗？……有一些东西不能写，你就不要去写它，因为你写它没有意义，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
　　我想要一个和谐的人生。
　　——韩寒于2010年
　　“80后”这一名词首先诞生在文学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岁进监狱，2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22岁在台湾出版繁体单行本小说《我曾深深爱过谁》。就是他将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定义为“80后”文人。当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被广泛采用。
　　民间、媒体和学术界，一度给“80后”狭义地贴上“家境殷实”、“独生子女”、“自私叛逆”、“娇生惯养”等标签。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的一项统计，“80后”一代城市独生子女不足1/3，农村不到10%，综合起来，全国近2亿“80后”，独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绝大多数人的家境尚不富裕，农村更有相当的贫困现象；1985后出生的，则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对舆论臆想的“标签”表现出不屑，因为“那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他们自身又总结、细分出“85前”和“85后”两代人，前者承袭1970年代，属过渡族群；后者紧接1990年代，较多地体现了媒介认为的众多“特征”。
　　由于长期不能掌控话语权，加之成长年代的变幻万端，“80后”长期遭受怀疑、指责甚至批判。他们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没有责任心的一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映芳教授慨叹道：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普遍视为问题，受到非难。
　　一个转机出现在一场作文比赛。1999年，一场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活动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大批“80后”学生参与。这项完全冲破传统教育藩篱、无异于离经叛道的活动，第一次让“80后”找到发表言论、构建话语体系的契机，也让前辈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他们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
　　韩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从“新概念”走出来。他们的伯乐、“新概念”创始人、《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总结：韩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当一部分同龄人视作“领袖”，根结还是在于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与纠结。赵长天说，自己曾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问“80后”的代表：“你们这么喜欢韩寒，是希望自己成为韩寒吗？”彼时，韩寒的言论被主流视作异类，而其“退学”行为亦被中学老师和家长所唾弃。孩子们这样回答：“我们赞成韩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赵长天一直觉得，“80后”并没有那么叛逆，否则，韩寒就不会如此扎眼。在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妥协，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即便是韩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须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赞美过他们的赵长天，着实喜欢这群孩子。10年来，借文学这面镜子，他走近过无数“80后”的内心，并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他甚至拿“80后”与自己这群“50后”比较：“谁没有叛逆过？谁没有狂热过？当年，我们说不考大学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户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们想着要去建设边疆了！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热。”
　　赵长天觉得，“80后”是有带着时代烙印的种种个性，“这再正常不过”，但更多的，他们还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这一代人体现出的理性与稳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祖辈。“50后是红卫兵的主力，60后普遍经历过上山下乡，70后大玩地下摇滚、行为艺术，后来是出国热、下海潮；80后轰轰烈烈的竟然那样稀少！”
　　从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历最具爆炸性变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时期和当下”。前者是出来个“德先生”、“赛先生”，后者则透过互联网，到达了全世界。“正因为身处变革漩涡，才会有更大的压力，才会更加趋向现实，屈服现实，无法浪漫。”
　　这位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家，最后发出一声叹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在变老之前远去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网上流传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继辉终于下定决心，等到今年的年终奖发完，就逃离北京。2007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先后在两大著名网站做编辑，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过大多数同龄人。闲暇时光，会去看场话剧，逛逛独立书店，或者到各色展馆和创意市集遛弯儿。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了25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价，已经迈入“三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亚洲城市前三”。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事实。他感到恐惧。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这种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现在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范继辉最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台的一份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块。让他动心的一点在于，凭借其公务员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积蓄，能立即在当地购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个漫漫长夜，都只能与网络、书本“单向度作伴”。
　　不过，直到现在，他仍然相当纠结。家乡离北京不过4个小时车程，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北京无法比拟。“那天，我舅舅开车到北京，拖走了我两年来淘到的书刊。书走了，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还会再回来。”
　　范继辉绝不是孤例。伴随着“蜗居”、“蚁族”等新名词的出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又横亘在“80后”面前。搜狐网2009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6万受访者中，有82%支持从北京、上海、广州撤退。而激动网的抽样调查显示，1013个样本中，1/4的人已如范继辉一样，开始萌发“逃离北上广”的念头，或者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广州24.9%。压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访者感到“压力巨大”，北京37%，广州51.2%。不过，“早已习惯这座城市”的人数，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广”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占到60.9%。逃离，只是无奈之举。
　　就在两个月前，范继辉看过一部叫《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话剧，主人公马骅是个白领，选择在30岁那年离开北京。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话剧的名字，“这7个字充满着一种别样的理想主义美感，而且也为沉沦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种方向。”
　　他有些文艺，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现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有着蓬勃的心态的时候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
　　与范的观点不同，半年前刚刚离开广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伟则将此归结为这一代人对物质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得出如下结论：“80后”被裹挟到物质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会触碰敏感，只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物欲所带来的虚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质快感得不到满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来维系和继续这种满足和所谓幸福。“他们对思想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驾驭现实的能力。”
　　逃离“北上广”，范继辉们认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已然破灭；江佳伟们则认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才真正开始。
　　三十难立
　　到了我就业的时候，我想我会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将是年轻人的乐土，没有等级，不会论资排辈，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认，我轻蔑诸如机关干部这样的工作，毫无激情，旱涝保收，清闲安逸，不思进取。
　　——赵雷 2005年接受校报采访
　　千军万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弃，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漂泊，更不会动荡。我也该到成家的时候了。
　　——赵雷 2009年个人微博(http://t.sina.com.cn)
　　赵雷的故事有些折腾。2006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仰慕已久的特区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业工作，月薪7000元。两年后，他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经历了一次惨败。2009年，他再度报考。而其向往的家乡国税局某科室的职位，有1000多人与之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积极备考并充满期待，把周末时光都献给了形形色色的“公务员考试强化班”，如同当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对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说过的两段话，无异于天翻地覆。仅仅3年时间，这个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彻底扭转了人生观和价值观。问及报考公务员、向往“体制内”工作的缘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实：“我觉得自己一无大志，二无贪念，说难听点就是很容易满足，对生活缺少追求。”他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体制外”其实都在“体制内”；所有的“体制外”又都存在风险，催生人的恐惧，而“体制内”则恰好相反。
　　赵并不是从“体制外”回归“体制内”的孤例。根据官方统计，公务员考试近年来持续升温，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达146万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万，平均报考比例达93：1。而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国际司达4224：1，厦门海关达3443：1，中国科协为3377：1。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的10天时间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报名系统极其拥堵，几次出现崩溃，根本无法登录。
　　而地方省区市直至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竞争难度也丝毫不逊于中央国家机关。2009年，报考安徽省公务员人数达11万，甘肃省10万，江苏省近19万，大部分职位的招录比例都在几百比一。
　　刚刚从意大利伯克尼大学学成归国的金融学硕士陈凯文现在也把外管局、银监会等作为自己的就业选择。而他当年出国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进入投资银行、私募、券商等资本运作机构工作。1986年生于贵州铜仁的他觉得，“80后”一代是中国人到达富裕的初级阶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过渡阶段，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阶段，“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较量，所以总害怕失去现有的，害怕不再平静。”
　　于是，针对“80后”一代热衷“体制内”的安逸、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开始按捺不住了：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皿庙堂里的胙肉。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对如今“80后”回归体制内的行为颇有些兴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说，“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是被档案、级别、户口折腾得够呛的年代，脱离了体制你就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根本原因还是那个时候在‘体制内’的人多，到‘体制外’的人少。”冯仑说，这像极了“围城”，到了“体制外”多的当下，年轻人反倒对“体制内”趋之若鹜了。“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冯仑是1977级的大学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体制外”的仅8人；赵雷是2002级的大学生，全班50人，“体制内”就业仅2人。
　　“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就是枷锁，选择就是恐惧。大家开始害怕自由，因为不愿承担责任、承担压力。‘体制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80后’所假想的安全岛。”冯仑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这代人的不易：“我们当年可以推卸责任，把所有的困难推向了单位。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将处境的喜忧归结为能力或者运气，别无他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倒不认为这是件值得讨论的事儿。他觉得，不要去担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关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80后’垮不了的，他们走个弯路也好，摔个跤也好，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也好，让他们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社会啊。”
　　“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10年，它们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生态的残酷狰狞，氤氲散开。
　　江佳伟说，他还没有相信，就已经开始怀疑。范继辉说，梦想也许不至于破碎，但终归是要改变。陈凯文说，我们怕落差，怕边缘，怕失去，怕卑微；我们的爱如此盲目、缺乏、虚伪、不深刻、被煽动。这一切将归结于我们所处的过去和现在。赵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
　　2010年，是“80后”开始迈入30岁的元年。也许，“三十而立”的古话，将会被“三十难立”取代，并与时俱进。
　　(感谢武汉大学刘娜教授、周孝正教授，《萌芽》杂志唐一斌，复旦大学覃成，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陈阳，以及南京先锋书店提供帮助)
　　逃离北京
　　本刊记者 杨潇
　　图/杜若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亨利克•诺德布兰德 《回家》
　　1
　　27岁的女文青杜若因为事业不顺，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没有什么可以让父母骄傲的”。唯一的安慰是，一年多前她拍板在老家N市买了套房。
　　N市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城，当杜若逃离刮着风的北京时，它以一种复杂的心态重新接纳了她。杜若的父母一度认为她将就此安定下来，张罗着要给她买房。他们希望杜若离自己越近越好，而杜若看中的小区离家有20分钟车程——这在小城人的眼里已经很远了，但杜若是在北京住过的人，她劝说父母：这里是新城区，又靠近市政府，发展不会差的。
　　去年初，N市的房价陷在泥淖中，父亲不大高兴，认为买亏了。不久，市政府出台一个决策，将重点初中和小学迁往新城区，周围房价噌噌噌地就升上去了。如果现在卖掉那套房，她可以赚到50万。
　　其实她对房地产投资一窍不通，买房凭的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直觉”。杜若相信，如果不是在北京生活过，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直觉。
　　2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实习。周刊的老师们大气、睿智，与人为善，是她认识的第一拨“牛人”，“和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都不一样。”在18岁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每每为学校的俗气和市侩感到震惊。2004年是决定保研的年份，一个女生为了争得一个名额，和一个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则都是公共议题，虽然一些名词对杜若来说相当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兴奋，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杜若跟着这样一群新闻人指点江山。3个月后，她回到学校，告诉所有的人：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你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没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间的马桶自己坏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一种僵硬的北京式服务，要求她赔偿。她负气搬走。后来，她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讨好她，买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会说，这些东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应期开始转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终于摊牌。“她当着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驱赶。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杜若又一次来到北京。先是在一家报纸跑热线，成天与车祸、火灾打交道，这显然不是一个胆子小、又不会使“诈”的文艺女青年的强项。跑了半年，还没转正，她挺丧气，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大学时的同乡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几次打电话来：要不我们一起回N市吧！C是个没什么主见的男孩子，他想寻找同谋者，以增加离开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顺，找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却被要求去拉业务。和杜若一样，他也有过“被驱赶”的经历：原本借助在亲舅家里，某一天，舅妈突然对他说，你妹妹要准备高考了，你不要影响她。于是他无奈地搬走了，蜗居在人大附近一个群租房里，几间屋子摆满了上下铺。
　　杜若却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个失败者的心理回去，总要先混出点名堂来。”C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她正在出租车上。男孩一个劲儿地说回去会怎样怎样，杜若最后只好打断他：我要下车了，不聊啦！
　　3
　　她跳槽去了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副刊部，虽然做的还不算纯粹的文艺报道，但部门有一拨文艺青年，这让她很开心。
　　而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后，她开始发现北京“散落在各处的美妙”。以一个女文青的眼光，这种美妙包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释放狂躁的摇滚、安静柔软的民谣，还有人与人的奇遇——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圈子。
　　在这以前，她只能和自己玩，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泡论坛。现在，她参加创意市集、各种音乐节，结识各种朋友，和诗人们吃饭、聊天，然后，用她自己的话，“这里让你绽放，让你重新生长，并且生长为你无法预想的模样。”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沉默、紧张的女孩子了，在朋友中间，她像北京姑娘一样把KAO、CAO挂在嘴边，说着各种俏皮话——北京话具有某种神秘的功效，好像一句话就能化解人的沉痛或忧郁似的。
　　她喜欢北京的宽容，“城市的空隙特别大，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上海就不一样，连菜市场都很贵。”在这里你永远也不用担心成为异类，因为“全国、全球的异类都跑来了”。
　　她用“非主流化”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喜好上，就是偏离主流文化、浸入种种青年亚文化中。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自己“还没有走出青春期”。她热爱小清新，从不穿正装，最新的迷恋是帆布鞋和海魂衫。去年秋天，她穿着这身在上海爵士音乐节上蹦跶时，觉得自己复活了。她不主动和上流阶层打交道，当听到有人说“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买不起怪谁”的话时，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那是他的大实话，因为他的阶层决定了他的视野。”
　　4
　　如果你充满理想，却呆在老派媒体，至少可以有大量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某一门兴趣，但市场化媒体毕竟还不是养人的地儿。过去跑突发时半夜被电话砸醒的经历，换了一种方式重新袭来，提醒你，还是新闻民工啊。有一阵子，杜若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家门口的马兰拉面就是食堂，最忙的时候不下楼，就在家里泡方便面或者米线。拧巴的是，还要在稿子里教读者怎样吃喝玩乐。领导对她说，你要去夜店，去泡吧，可她整天只想做宋庄艺术节。
　　房子始终是个问题。搬了四五次家，在最忙最怕打扰、截稿日期就在眼前的时候，居委会大妈突然咚咚咚地敲门，冲进家里：“办暂住证了吗？”又或者，二房东突然说：“你搬走吧，我已经把房子退了。”那时她的朋友不多，一边找人，一边找房子，都不记得那个晚上到底是在哪里过的，反正人走到地铁口，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恨不得马上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哦，最后好像是在报社过夜，写了一夜稿子，那里连沙发都没有。
　　现在，她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一栋居民楼里，回想起这一切，突然有了一个疑问：自己最后一次退房的时候，房东到底有没有退回押金呢？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在出租屋里搞卫生时，弄出了一些声响，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奔了过来，然后就听到有人一边骂一边敲打她的木门。她一下子就慌了，这是老式的建筑，木门和铁门间隔了足有一米，“我明明是锁好了铁门的，他，一个楼下的老大爷，怎么有办法弄开我的铁门，直接敲木门？”
　　第二天早晨，她发现铁门依然锁着，“后来我想，也许是他拿着拖把伸过铁栏杆捅我的木门吧。”这起事件迅速制造了新的阴影，这些天她只要听到门外有粗鲁急促的脚步声，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又吵到人家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在北京时如出一辙：为了防止邻居或居委会大妈不打招呼闯进来，她很长一段时间一进家就把门反锁起来。“也许，在本地人眼里，外来租户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吧。”
　　5
　　在老家时，杜若可以一整天不出门，而在北京，她特别害怕独处。糟糕的事情在于，她是不用坐班的，在家写稿就行了。每周一周二特别忙碌，忙到饭都来不及吃，周三快要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发愁，找谁吃饭呢？于是一到饭点儿就四处打电话：吃饭了吗吃饭了吗？这种习惯在她回到N市后仍然顽固地骚扰了她一阵子，下班了，面对着家里的好饭好菜，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掏电话。
　　她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塔基之一的安全需求却一直缺失，“没有安全感，觉得没着没落的……”
　　社会学家或许会用大城市竞争激烈、各种保险制度不健全来解释，但杜若有自己的表述：“人在大城市的存活率比较低！”
　　她的一个同行，女孩，工作起来很彪悍，像男人一样，但是从来不敢把窗户关严了睡觉，只因曾有一位朋友死于煤气中毒；另一个朋友，男孩，谈了一个又一个女友，却宣称不要结婚。基金最火的那阵儿，杜若劝他买一点，他回：“买什么啊，不定哪天就死了。”还有一个夜班编辑，回家后在楼道里遇到了打劫的；而某起白天入室抢劫杀人案，就发生在自己的小区。
　　最初，杜若是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来到北京，但渐渐地，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建构幸福家庭的能力”，担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给未来的孩子带来幸福——虽然她当时连个男朋友都没有。2007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北京看她，一家3口打了很远的车去东五环外，看了一处新建楼盘，当时这里房价不到7000元/平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早已售罄，他们放弃了。那时杜若不知道，3个月后房价再次起飞，达到新的顶峰。她不能责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们想象不出房价是这种走向，“所以说魔幻啊，父辈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是无法预料的。”
　　她曾经在开心网上看到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她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起，杜若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诉说思念、发发牢骚，说一说“还不如回老家……”之类的气话，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媒体谋得一个职位，“你回来吧！”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这个时候，家乡被想象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羡慕他走在N市街头的那种惬意与安全感，“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
　　她回N市面试去了。那一天，她在报社大楼的一层等待面试官的召见。电梯开了，里面走出一些人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C。
　　她下意识地扭过头，没有和C主动相认，“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和人们的成见与内心的魔咒做着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
　　6
　　小城从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渗入生活，告诉你改变的开始。人开始安静，甚至对气味都变得敏感起来。洗发水的花香、松子的味道本都是淡的，却一直萦绕不散，身上不复穿行地铁、拼抢公交、到处游走后的那种杂味，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想象明天、后天该干什么……这里熟悉、安逸，也庸常、蜚短流长。一些人会对她说：哦，我去过北京，我不喜欢那个城市。她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那个城市的一切，他们作为旅游者去过，感受了那里的污染、拥堵、大而无当，但并没有真正到达过那里。
　　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不太需要脑子。在单位的办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欢把能量释放在发掘别人的隐私上，谁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谁又和某个老板、市委某个领导沾亲带故。杜若从来不参与这些，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一个领导来到办公室，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小杜很神秘。
　　每当有人介绍她“是从北京回来的”，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这时候一些老记者会出来打圆场：“小杜是XX校的高材生，以前在XX报，被我们领导骗过来的！”她感到一种被体恤的温暖。而更多时候，她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扮演了一个失语者。办公室的男同事们会把说荤段子当成工作甜点，等到快讲完了，他们就会说：不要讲了！人家小杜还没结婚呢！杜若知道他们在观察自己的表情，但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有一天午休，众人提议看娄烨的电影《颐和园》，杜若之前看过，知道一场关于黄色镜头的讨论在所难免，于是说去散步主动回避。回来后，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着“80年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光屁股”等问题，杜若忍不住说了句“其实这片子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说完，她知道自己话多了，就又出去回避了。
　　小城的中年妇女特别热衷于牵线搭桥，杜若在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亲。作为记者，杜若早已练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热络起来的本领，“我不大习惯冷场，再说也要对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动说话。”结果她发现，小城男子并不钟爱这款，“可能是对方担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来，她就顺从长辈的意思，穿得跟韩剧女主人公一样去相亲，然后一言不发，只是坐着微笑——“很奇怪啊，他们对这种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兴趣。沉默和微笑，让这些男子相当自信，会滔滔不绝将索然无味的话题继续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针毡……”
　　7
　　她也曾在小城寻找文艺青年，只发现了一群热爱古琴国画的文艺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锋私家书店，杜若刚发现这里时，很高兴地约同学去狂购。可书店日益萧条，去年春节前，她去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帐篷》，发现书店的格局缩小了大半，老板说，生意不好准备关门。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让人叹气，”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去公园跑步成了最快乐的辰光。 和潇洒的老头擦肩而过。小年轻在我眼皮底下交换口水，左边累了换右边。小孩子满地跑，惹得我母性大发。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开心(网)。豆瓣上新鲜事真多，让我觉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没有与首都文青拖节。和朋友网聊是最兴奋，我可能得了网络依赖症，按前阵子时髦的讨论，这也是种精神病。我一直觉得，爱情、毒品、SEX，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暂时忘却现实，达到愉悦的。现在。网络也被划入其中。可喜可贺。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价也就是近视、颈椎病、自闭、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开始闪回。眼睛睁着，某个场景就刷地掠过大脑，有时候是在二环三环上奔驰，更多的时候是在走路。杜若吃惊于自己的记忆力——当时站在街的哪侧，哪辆公交车从眼前闪过都那么清晰。搬过那么多次的家，住过的南、北、东三个区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独自走过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热或寒冷。她自问：“为什么这些都清晰地刻在潜意识里，胜过很多所谓重要的事件和时刻？为什么，现在总是没有前兆的、不分时机的切入脑海，像一次神经混乱的病毒来临？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从一条街向另一条街，用腿或出租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沿着环在地上奔驰，或笔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着、看时间、总是迟到，在地铁下车时被卡住腿、以为自己要挂了……难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8
　　2009年6月，她再一次出逃，车票的终点是上海。她说，回归家乡的生活让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选择了自由。人生是单向度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这次出走，我已做好当穷人的准备，彻底放弃了在大城市买房这些打算。作为一个女性，我对房子的梦想从未建立在婚姻上，而是抱着幻想，觉得这个魔幻的国家里，任何事情都能改变一个草民的命运。我现在就指望着哪天上海版图扩张，把咱家乡给收购了……”
　　她抱着反讽的口吻诉说这一梦想，像一场语言的对抗游戏。虽然并不喜欢上海特色的人情世故，也失去了北京相互依靠的密友，但上海离家更近，更重要的是有亲戚可以投奔，不用再担心突然降临的无家可归。
　　她在上海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2009年6月26日，她忙了一整天，搬进了闵行的一个小区。第二天凌晨，她睡得迷迷糊糊，听到了打雷一样的巨响。离她住处500米开外，在建小区莲花河畔景苑的一幢13层居民楼从根部断开，直挺挺地整体倾覆在地。后来官方说，这栋大楼死于“压力差”。
　　杜若没有起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她太困了。

张连滨（左）和合伙人廖斌（王年华)
　　张连滨 回到家了
　　就算以后赔光了底裤也不出去了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大连
　　张连滨怯场。从小学开始，不论上台答题还是表演节目，他都低头含胸，一副放不开的样子。2004年，大学毕业一年多的他逞了一回强，从家乡大连只身来到外贸业发达的广州，要看看这边的“倒爷”究竟有多精明。两年半后，他没带回大把的票子，也没卷走多少客户资源，平淡无奇地离开了广州。
　　还好有一个收获：在广州他勾兑了一个姑娘——现在的妻子。这是唯一有关幸福的收获。
　　两个人的外贸公司
　　2009年底，张连滨在大连市青云街租的一家商住两用房到期了，房主要将房屋出售不再与他续租，他只能用同样的价格在黄河路市中心地带租了一间60平米的屋子作为办公地点，同样是每个月1700元，面积却比之前的小了一半。
　　他的合伙人廖斌就住在公司。原本他也住公司，方便半夜起来与有时差的国外同行、客户交流，及时发现商机。
　　“狗屁商机，两年半了，只做了7单生意，裤衩子都快没了！”采访的一整天，张连滨只接了两个家里打来的电话，而办公室那台带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始终沉默着。两副名片，名头很大的“大连联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斌和总经理张连滨同时也是业务代表员、报价咨询员、产品推广员、会计、出纳、前台……
　　从2007年6月，两人支撑着这家外贸公司的一切。“之所以叫‘集团’是想着以后可以做大、做强。”2008年，他们从杭州采购了一批汽车防滑链，收购方是匈牙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工厂，一共发了4个集装箱12万美金的货，最后平均5000元人民币每箱的利润让张连滨在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稍微喘息了一下，而且还看到了外贸“对缝”的希望。其实这是7单生意中最大的一笔。他们还“对”过200个卡车制动件，利润700元，再经银行一道手续费的划扣之后，折腾了一个多月，两人赚了20元。
　　在那之后，客户们失踪的失踪，破产的破产，跑单的跑单，张连滨又急又恨，加之一次意外让妻子怀孕，自己卖血攒奶粉钱的心都有。
　　即便如此，也绝不离开大连，这是他现在的想法。“能去哪？再去广州？也拉不下那脸啊。”还是过不了自己心中从“老板”回到“打工仔”那道坎。
　　“糟糠面肚子，的确良裤子”，这句大连话就是指不管在家吃得多么差，出门在外一定要衣着光鲜。张连滨和其他人一样，被问及家乡时绝不说自己是东北或者辽宁的，直接提“大连”，后面还要跟个感叹号。在公交车上接到外地客户的电话也不好意思讲普通话，这样会引来一片轻蔑或不屑的眼神——外地来打工的吧？
　　自从大连的广场多过工厂、足球成为城市名片的时候，各地火车站都能在候车室看到无休止的大连市政形象广告。而大连人向西安人炫耀自己的城市已经建市百年的笑话，让很多年轻人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浮躁与浅薄。
　　当投资与务工纷至沓来时，更多的大连年轻一代选择出走，到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去积累，张连滨也曾是其中一员。
　　两年半的曲线救国
　　2003年，22岁的张连滨从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贸英语专业毕业，不甘心只做服装贸易的他萌生了到广州试试身手的念头，公司许以派驻美国的条件也没能留住。
　　转道沈阳，只买到站票。忍受不了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污浊空气和插不进脚的逼仄空间，只能挤到餐车。磨蹭着吃完一顿不知道滋味的饭菜后，被撵出了唯一可以安放屁股的地方。两包烟抽完，列车抵达广州站。
　　投奔了高中朋友之后，他开始联系各种外贸公司的工作职位。终于，一个月后在一家生产、出口电子模具的公司开始上班，8小时外有两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
　　他还记得朋友租住的地方叫芳村。其实那里并不芳香，记忆中只有楼下大排档廉价的“虾酱通菜梗”和比北方逊色很多的烧烤味道，但起码有菜有肉，还有“虾酱”这么一道“海鲜”了。时常一人一瓶二锅头，叮咣一顿滥喝，咒骂了生活也压抑了性欲。回去之后两人争着将头拱进马桶，抬头说“可惜了一晚的食”，无知觉地将自己丢在各自的床上。第二天照旧刮胡子、套西服，上班跑业务。
　　一年之后，他从普通业务员被直接提升为业务经理，工资也从2500飞涨到6000。但他就是感觉少些什么。
　　南方的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回南天。天、地和人心都是阴沉沉湿漉漉的。满屋的积水，衣服似乎永远无法晾干。穿着西装走在回到公司宿舍的路上，不知道家在何方——广州城区的房价让他已经不再奢望，而自己又不想让父母帮助一分；也不知道姑娘在何方——他很少交际，只是跟男性喝酒胡侃，被朋友带去唱歌时也不好意思主动跟女孩子套磁。
　　张连滨经常大吞一口酒，说，高中班主任曾经教导，“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而公司里的确净是1999年扩招之后的“80后”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削减了脑袋往上爬，他不善钻营，只能憋闷。
　　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这代人无法彻底离开父母。张连滨的父母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子，去到一个说话拖着尾音的南方城市。他的朋友曾经恨恨地说：如果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出来走，想去哪就去哪。他说：你血里有风，所以喜欢漂泊不定，我注定是要回去的。
　　这次对话的半年之后，他准备返家，和火速热爱上的女同事一起回大连，不再回来。女孩是福建龙岩人，喜欢广州的繁华，却更向往大连的曼妙。
　　回来时，张连滨又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大连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有的甚至比广州的同等地段的房价还高很多。女友也迟迟觅不到合适的工作。离开了会飞的“小强”、3月满屋的积水、永远拥挤的广州大道，还有经常迷湿眼睛的灰霾，他开始怀念这个包容力很强的城市。“但注定那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里。两年半，研究生也该毕业了，我就当过去体验了生活，镀了金。毕竟，广州让我见识了各种门道，对我自己做事来说有利无弊。”
　　即将做父亲的孩子
　　对于广州的印象，张连滨记得方正高耸的中信大楼，那时还没有在大连设店的卡地亚、蒂凡尼珠宝，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高档服装，两岸灯火通明的珠江……一片繁华之后还是厌倦。
　　回到大连，马路上动辄闪过Q7、途锐、霸道，都是些大气得可以的车，优雅又傲慢地超越为了显示传统而保留的老式有轨电车，随处可见的透着暧昧的高档洗浴场所，电视里几档节目的主持人没有了大连话的“海蛎子”味，而是改成了时下流行的东北腔……从繁华回到繁华，实在是无奈。
　　毕竟家在这里，张连滨再也不担心有人查他暂住证，他可以马上回敬对方：我，大连的。起码，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户口有了着落。入托、入学问题也能解决了。“如果在广州，可能他一出生就是个黑户。”
　　三十而立，张连滨却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大都还懵懂得像个孩子，被60年代、70年代的人拉着，被90年代的人赶着，来不及思考人生就做父亲了。“不思考了，现在只思考奶粉钱在哪。我打算跟孩子商量下：崽儿啊，谁让你爸是80后，谁让你生在中国呢，凑合喝国产奶粉吧。”
　　半年前，他以为孩子是一个奇迹；半年后，他知道父亲才是一个奇迹。
　　张连滨怯场。只有一次，在高中班会上大声发言，说出自己的梦想：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现在他明白，自己只是个俗人，大起大落的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只想呆在家乡，慢慢经营自己的外贸生意。他相信，一条道走到黑，总能见到亮的。
　　他爱说“会好起来的”，只是，担心孩子的未来。

2008年秋天，金融系的同学们在秋游中进行素质拓展训练“推人墙”.

　　
街舞、说唱，都是年轻人表达个性的途径（张志韬）
　　毕业生的三岔口
　　实习记者 马李灵珊
　　4年大学后，考研工作出国，外企国企公务员，还有几个人能顺利地走到“斯卡布罗集市”？
　　2009年11月27日，王晓正在和求职团队的同伴打趣，“根本‘卖’不掉自己。”就接到了某著名外企打来的录用电话。那一刻，王晓“觉得这不是真的”。
　　即使是几个月后，她也仍然记得当时那种狂喜与骄傲。她打电话给父母，忍不住哭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
　　对她来说，这一刻像是一个仪式和对过去半年的总结，“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需要勇气，而且我很幸运。”
　　22岁的王晓是某重点大学金融系的大四学生。这一届金融系里，她是全班60个同学里唯一到外企工作的学生。
　　王晓就读的大学享有盛名，但学校的王牌科目集中于文史或数理化类基础科目，金融系并不起眼。学生自我打趣，“咱们学校好的专业都不挣钱，挣钱的专业都不好。”
　　虽然不起眼，但金融系每年的招生分数线却都数一数二。不仅这所学校，在中国的高校，关于金融系流传着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和三流的设备。”良好的就业状况和不错的吸金前景，是金融系吸引优质生源的不二法宝。
　　4年前，王晓怀抱着对金融系的美好想象，以省高考前30名的成绩来到这里。4年后，王晓和她的同学们坦承，“基本看不懂股市K线图。”最终，她还是选择离开了被众人视为“前途无量”的金融业。
　　金融梦碎
　　2006年，刚上大学的王晓，就接受了学长和老师的第一次思想洗礼——摆在面前的人生，被简单地划分为了“工作、考研和出国”3条路。那一年，学校里流传着几个去了雷曼兄弟、麦肯锡和宝洁的“牛人”学长的传说。外企以高薪、健全的升职体制，令王晓对之充满了憧憬。
　　2008年9月15日，王晓刚上大三，“投资银行学”老师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5大投行死了3家了，还有两家也快了。你们怎么办呢？”
　　那一天，对于金融系学生来说，意味着从前宛如神祗的行业巨头跌下了云端。与此同时，王晓也发现，从前人人都有的外企梦，如今却大批量投奔“国家队”。学校里回来开讲座分享经验的成功学长们，变成了拿到上海海关、外交部和交通银行总行offer的人。“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家都不想去外企了。”
　　金融危机下，外企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国企和公务员却以稳定招致青睐。许多去了四大(指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和德勤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的人发现，奋斗4年拿到的offer，完全可能因为公司不景气而灰飞烟灭。一位放弃斯坦福大学读研资格投奔雷曼兄弟中国投行部的学长，不无伤感地在MSN上说，“我以为的人生，从来不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
　　但对于金融系的学生来说，找工作并非难事。省内的银行和证券公司，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选择。这是一个“安全地带”，而想要跳出“安全地带”，就成了需要勇气和自信的特殊举动。
　　王晓形容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加理想主义者。”她不喜欢国企的氛围，“上网种菜回家看电视剧。有一天我会闷死的。”父母都在体制内的她，对于“30年后和今天一样”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与厌恶。
　　王晓将大学的每一个暑假都用在了实习上。仅简历一项，她就大幅度修改了8次。看过的“面经”、求职指南与各种题目不下数万字。如“宝洁八大问”等面试经典问题，更是“连做梦都会出现”。
　　“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上大四后，王晓每天都在琢磨这些问题。几经思考后，她选中了P公司，作为“Dream Job”。
　　她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搬出建于上世纪初的古老宿舍，只因为在学校更方便交换求职信息。她也不再去上课，加入了求职团队小组，除了互换资源与信息外，更多的则是宣泄焦躁的情绪，在无数次失败的投递简历、网申、笔试和面试后，她可以通过“互相依靠”来恢复自信。
　　有时候，她也会陷入空虚与绝望的深渊，电脑一遍遍地刷新应届生求职网站和校园BBS的Job and Work版。害怕听到别人拿到offer的消息，一遍遍地看言情小说以求得暂时的解脱——她是个美女，大学期间却从没谈过恋爱。
　　如今，她开始计划自己今后的人生，“读MBA，做商学方面的教授，未来最好能去与政治牵连不大的NGO……”
　　一毕业就看到退休的样子
　　在王晓一遍遍地刷新求职论坛的时候，同学尚怡则在一遍遍地刷新着土豆网的视频。看电视剧，是尚怡最大的乐趣。王晓是金融系的异类，尚怡才是常态。
　　像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她直到大三才开始认真思考究竟该选“三条路”的哪一条。和当年填报考志愿一样，这次她依然听父母的，选择了“考公务员”。
　　王晓惧怕“今天和30年后的今天一样”，尚怡却觉得，“这多好呀。”她的人生规划是“26岁结婚，28岁生孩子。一辈子稳稳定定的，白天上网偷菜晚上回家看电视剧，挺好的。”
　　班里同样报考公务员的还有十几个人，而且和尚怡一样，并不想考去北上广等大城市，更倾向于考回家乡。那里的生活更安逸，也更舒适。在发达的省会城市呆了4年后，他们并未觉得大城市和家乡有何不同。甚至在对比之下，越发觉得家里有人做饭、打出租车5块钱的起步价和现成的房子，是那么的具有诱惑力。
　　上大四后，银行的招聘开始进军学校，尚怡也动摇了。公务员与银行相比，稳定程度或许略胜一筹，可国有银行显然听上去更加体面，而且考公务员不如拿银行的offer来得轻松。
　　最终，尚怡选择了一家国有银行作为自己的职业起点。这还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出重大决定。而这个学期，她也已经看完了全套金庸武侠电视剧、十几部韩剧和港剧，“新欢”已然是新加坡剧和泰剧。
　　班里流传着一句话，“尚怡和孟平不知道的电视剧，等于不存在。”孟平与尚怡一样，也喜欢看电视剧，喜欢稳定的生活。她有过赚大钱的梦想，也向往过成为大人物。但最终，还是听从父母之命，选择考公务员。
　　在学校里最大的公告栏上，长年贴满了各类小广告。过去，学术讲座、钟点房和考研班的招贴画随处皆是。但从2008年开始，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的海报却悄然崛起，占据了半壁江山。“名师指点，剖析公务员考试疑点难点。三千块，指点公务员求职必胜必过”的口号四处可见。孟平选择了其中的一家。
　　至于金融学，这个在班里成绩不错的学生坦言，“我做不了什么高深的工作。”她也觉得自己4年的学习成果“一塌糊涂”。不是说成绩，而是什么也没学到。
　　尚怡放弃了公务员，孟平却选择了坚持。“辛苦3个月，幸福一辈子”的口号，深得公务员备考“战友”们的心声。而在国考失败后，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报考省公务员，决定再试一次。
　　但是，她已经不敢再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省考之上。赶紧找一家证券公司开始实习，同时准备着三四月份的省考。“成功成仁，在此一举啦。”
　　如果再次失败，她也不打算停止报考公务员的征程。“可以边工作边考，反正只要考上了，就能一直幸福下去了。”
　　考研就像超女，挺到最后的都是纯爷们
　　孟平宿舍里的4个姑娘，组成了“考研四人组”。相比考公务员还有好几次机会， “考研”显然是一次更为严苛的考验。
　　蒋文是其中的一员。每天，她的生活都有如火车站时刻表一般精准和单调。早上7点，4个人会相互鼓励，顶着刺骨的寒风起床，匆匆裹上几本书，向图书馆进发。她们会在校门外的早餐店吃早点，这能比在学校食堂快3分钟。而这3分钟，在考研和期末考试日临近的半个月中，却往往可以决定她能不能在有空调的图书馆自习室抢到一个宝贵的座位。
　　中午是“放风”时间，吃是她们最大的乐趣。但饭桌上的话题，还是围绕着考研。4个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3个都考上，我没考上该怎么办呀。”恐惧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她们奖励自己的方式，则是零食和水果。但如此频繁的进食，4个月下来，却发现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还是瘦了。
　　蒋文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又害怕影响其他3人的情绪，便会偷偷跑出图书馆资料室大门，呆呆地望一会楼下的人来人往，再给老朋友发发短信，闲聊一阵。“其实就是为了发泄，不发泄的话，我撑不住。”
　　那段时间，她记得自己老做噩梦。考研结束后，她还会做噩梦，梦的内容只有一个——自己在考试，但什么都不会做。
　　大四还有3门课程。蒋文整个学期都没有去上课，而考研结束的第二天，又要开始期末考试。“最坏的结果就是考研考不上了，期末考试也挂了，不过无所谓了。如果考研能考得上，那我挂了，又能算什么呢？如果考研考不上，期末考试挂了，又能算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考研？蒋文说不清楚，一同考研的人也说不清楚。大家都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大学4年，没有什么社团经验、实习成果，也不想去银行流水线上做一颗小螺丝钉，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念书。考研很大程度上是“被时代所迫”，而其他事情，3年后再说吧。
　　金融系的考研可谓难上加难，除了本系的竞争者外，还有众多外系人，冲着“金融”搏命而来。班里的数学课代表赵健一直复习考研，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考研就像超女，战斗到最后的都是纯爷们。”在临考试的前一天，却放弃了考研。
　　赵健的理由非常简单，“不想考了，觉得考不上。”
　　水到渠成的出国
　　相比起考研和就业两条路，准备出国的人早已在前3年准备好了一切。第4年对他们来说，只是水到渠成的收获季节。
　　金融业的天堂，毫无疑问是华尔街。而要进入那里，则必须拥有美国名校毕业、研修金融工程等需要高端数学造诣的专业背景。吴迪和女朋友梁雪，都早早为自己选择了这条风险巨大，但也可能有巨大收获的道路。
　　出国是目的，也是手段。他们算了笔账，美国的房价收入比和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可谓天壤之别。“有什么理由留在国内呢？”
　　“出国是最聪明人的选择，”金融系的老师如是点评。国内金融学教育的困境，老师们心知肚明。从大三开始，吴迪和梁雪就开始准备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假期的时候，还专程前往北京上培训班。因为只有考GRE，才有机会修读MFE(金融工程学硕士)，只有TOP30的学校会开设这门课程。而从这里毕业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留在美国，“享受精英阶层的生活”。
　　另外一些人则选择攻读GMAT(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资格通考)，选择从金融系毕业后修读MBA的学生，都要经受这一次艰苦的洗礼。
　　在起早贪黑3年、注意保持学分绩点、志愿者、社团活动和英语考试4项平衡、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的生活后，吴迪和梁雪开始了忙碌而快乐的大四。
　　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幸福不仅是因为收获，也是因为一早就明晰了的人生道路。他们热爱金融，并最终选中金融，作为毕生奋斗的方向。
　　金融是一个马甲
　　王晓还记得刚进校时，班主任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有多少人是自己决定念金融系的？”举手的人稀稀落落，不到15个。
　　4年里，他们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男生玩魔兽，女生看电视剧。标准的作息时间是凌晨4点到中午12点。逃课、抄作业，在考试前抢占自习室。4年后，尚怡感叹，“一片狼藉。”
　　但4年后，大部分人却圆满地按照父母和自己所希望的人生轨迹，进入银行、国有事业单位，成为公务员，或者保研，出国。金融系，是他们得以披荆斩棘的一把宝剑，至于这把宝剑究竟带给过他们什么，却只有自己清楚。
　　没人后悔在金融系度过的4年。他们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走在一条路上，而是时而走走这条，时而试试那条。一条路不通了，自然会有另外一条。1/4的人继续读研，1/4的人出国。剩下的一半人，则都得到了有着满意薪水的工作。在其他系学生还挣扎于拥挤的招聘会之时，金融系的学生们已经可以享受剩下的半年。随着期末考试与考研的结束，最流行的话题已经变成了偷菜、三国杀、Dota和毕业旅行。
　　王晓形容自己是“逃离金融”。至今她还叫不出班上每一个人的名字，至于金融系，“更像一个马甲，穿上了忽悠一下别人，脱下了，没有什么质的改变。”